據夏志宏回憶，這個會議的起因是由于教育部希望成立教育彩票發(fā)行中心，發(fā)行教育彩票。

　　"實際上環(huán)保、衛(wèi)生部門也曾希望發(fā)行專項彩票為相關事業(yè)籌集資金，但沒被通過。"蘇國京認為，理想的方式是成立獨立于各部委的彩票發(fā)行中心，或者說國家彩票發(fā)行局。

　　信息披露嚴重不透明

　　據記者了解，近年來每出現(xiàn)一次金額巨大的獎注，都會引發(fā)公眾包括彩民的廣泛猜測和質疑。

　　程陽認為，這種質疑有其合理性，因為長期以來我國彩票獲獎信息的披露不能滿足彩民的合理需求，也包括彩票公益金的使用。他向記者表示，作為一個彩票研究者，我在獲取國外的彩票數(shù)據時都比國內的要方便得多。

　　記者在程陽的個人博客上瀏覽發(fā)現(xiàn)，該博客引用了大量國外的數(shù)據、圖表，非常詳細。

　　"按照目前的政策規(guī)定，公益金占彩票銷售金額的35%，若以3000億銷售規(guī)模計算，年度公益金將達1000億元。但各省并沒有公布過詳細的支出賬目，每年公布的只是一個大數(shù)。"夏志宏對記者表示，不過他認為彩票公益金僅是財政不透明的一個方面而已。

　　"青島市福彩中心就曾利用彩票公益金購買豪華游艇，還美其名曰主要用于為彩民服務。"夏志宏給本報記者舉例。

　　"最悲哀的事情是，所有好事都做了，也做完了，可惜沒人知道，或者總不希望別人知道。結果大家都認為我們彩票公益金什么都沒做，錢都被彩票中心或者國家花掉了。"蘇國京感慨道。

　　說到保護個人隱私與公眾知情權的沖突，程陽表示，每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情況不一樣，但在發(fā)達國家或地區(qū)，有一點是共同的，那就是"知情權"與"隱私權"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操作。

　　"與目前國內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《彩票管理條例》這樣的法律效力很低的下位法相比，發(fā)達國家或地區(qū)對彩票市場的信息公開，源自于法律。例如，美國1966年 7 月 4 日制定的《信息公開法》(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, US FOIA)，英國2005年 1 月 1 日施行的《信息公開法》"。

　　按此法律，英國的彩票發(fā)行機構沒有任何我們認為的秘密可言，不但本國公民，就是我們這些外國人遠隔重洋咨詢，他們也必須出具任何彩票相關各類銷售數(shù)據、詳盡財務報告等，不得回避。

　　"知情權與隱私權的對峙，緩和的手段只有媒體，也只有媒體才能是該悖論的最后裁決者，中國彩市20多年，尚沒有發(fā)生因媒體透風而導致中獎者不良結果的案例。彩票機構應該充分相信媒體、更不能回避媒體，中獎者更加不能以隱私權為由拒絕見證，這不僅有違常理，也沒有法律依據。"程陽對本報記者強調。

　　品種單一、返獎率低

　　"中國彩票品種的單一，枯燥，缺乏人文，歷史和趣味。已經無法同亞洲博彩業(yè)的水準進行PK了，本就處于劣勢，再不改進彩票設計和玩法，那遲早會被淘汰。"作為彩票領域的長期參與者研究者，蘇國京對此憂心忡忡。

　　中國彩票票種主要有四種，分別是樂透數(shù)字型、即開型、競猜型和視頻型。據財政部公開最新數(shù)據顯示，樂透數(shù)字型銷售額占到整個銷售規(guī)模的66%，并且在福彩項目中，雙色球一個玩法產生的銷售額約220億元，占樂透數(shù)字型的一半，超過整個福彩銷售額的1/3。

　　而被蘇國京指責為設計老土，缺乏文化和趣味性的呱呱樂等即開型游戲，目前呈逐年萎縮的負增長態(tài)勢。

　　為適應彩民的需求，中國彩票發(fā)行機構也推出了"競彩"、"北京單場"、"中福在線"等一些競猜和高頻彩票。"這些游戲項目類似于國外的博彩游戲，但返獎率卻要低很多，國外博彩游戲的返獎率基本在80%~90%，而我們最高的返獎比例才69%，這對彩民的購彩意愿無疑是個打擊。"蘇國京對記者表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