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，差異化生活方式的文學呈現(xiàn)。記游與想象在李娟的新疆書寫中得到了完美的結合。一個漢族姑娘記錄自己跟隨哈薩克牧民轉場生活的日常點滴，這種書寫通過內地讀者的想象獲得了審美的放大和市場的圓滿。李娟的散文之所以能夠得到認同，更大程度上來源于背后支撐的強大事物(一個不可讓渡的新疆土著身份)，以及她將棲身于其中的生活重新陌生化，并重新審美化的諸種努力，簡言之，她能主動拉開與她所棲身生活間的審美距離。李娟的散文，使人們被城市化掏空后的貧瘠想象有了現(xiàn)實的著陸點。在李娟的筆下，新疆的阿勒泰“輪回”般地與盧梭的瓦爾登湖重疊，浪漫主義以一種新寫實主義的身份，與現(xiàn)實主義混同。
就創(chuàng)作主體而言，邊疆新生代漢語文學，尤其是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文學創(chuàng)作要完成個人經驗、歷史記憶與公共空間的有效整合，又要兼顧文學創(chuàng)作版圖差異化競爭的表達訴求，首先要解決的是跨越年紀、閱歷以及民族地區(qū)歷史文化知識的積累，怎么跨越一直是很難妥善解決的一個寫作命題，如何在代際、區(qū)際以及族際的間性關系中找尋到文學表達合適的公共歸屬，是擺在他們面前非常迫切的創(chuàng)作壓力。其次，就創(chuàng)作進入公共空間的補充機構而言，邊疆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文學創(chuàng)作需要更多的平臺、話語空間，以及在主流刊物上相應的欄目設置，使其創(chuàng)作與文本能夠成為公共知識的有限建構內容，據我所知，《西部》在近兩年的刊物欄目設置上專門開設有“90后”小說專輯，《人民文學》也對“80后”的作家創(chuàng)作有所獎掖和幫助，但是關于他們的創(chuàng)作研討會、讀書會仍然存在發(fā)展的不平衡性。第三，就作品的媒介轉化形式而言，當我們從作家創(chuàng)作的公共歸屬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，我希冀看到更多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文學作品，尤其是邊疆之地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文學創(chuàng)作(請注意，是邊疆之地的文學創(chuàng)作，而非中心城市有關邊疆題材的創(chuàng)作)的影視改編。我想，今時今日，就作家個人創(chuàng)作進入公共話語空間的角度而言，這種媒介形式的轉化，顯然尤為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