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6月5日，美國再次發(fā)表《涉華軍事力量發(fā)展報告》，6月16日、18日神九飛天并與天宮一號對接，也引起美、日、韓等國的嫉妒和新一輪“中國威脅”的論調。可以說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，國際社會關于不同版本的“中國威脅論”不絕于耳。最初，中國覺得這是由于對外解釋不夠造成的，因此加大了對外宣傳的力度和范圍，但若干年過去了，有關“中國威脅”的論調依然大行其道，不時甚囂塵上。這種情況下，許多人堅持認為，“身正不怕影子歪”，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誠意，對外部表現(xiàn)出足夠的寬容與耐心，中國就一定能夠打動國際社會，最終實現(xiàn)和平的崛起。這既是中國的鄭重承諾，也是中國堅定信念。然而，跳出中國人的慣性思維，我們不禁要問：為何外界關于“和平崛起”存在如此大的認知差異，而我們的真誠是否真的能夠打動國際社會呢？

　　第一，中外關于“和平崛起”的認知重點不同，是造成“中國威脅論”無法根除的重要原因。對于“和平崛起”概念，中國與外界的感受和關注點完全不同。對于中國來說，它強調實現(xiàn)“崛起”（后改稱為“發(fā)展”，但二者實質內涵一樣）的方式是和平的，而非戰(zhàn)爭的，這對于中國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而對于外界來說，中國“和平崛起”的關鍵是崛起，只要是一個大國的崛起，就必然給國際體系帶來變化和沖擊，這客觀上構成了中外對中國崛起的不同認識視角。至于中國以何種方式實現(xiàn)崛起，其重要性倒是次要的。可以說，只要中國持續(xù)發(fā)展，就會持續(xù)拓展海外市場、繼續(xù)增加能源進口、不斷積累財富和發(fā)展軍力，西方等國家的原有市場與能源份額就會相應減少，中國大量的財富和強大的軍力最終會改變國際權力架構態(tài)勢，使它們的生存與發(fā)展更多地受到中國的影響甚至支配。這是它們內心最為恐懼的事情。特別是對于當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最大的受益者西方來說，中國發(fā)展和做大做強就是對其秩序的威脅，而“中國威脅”的消除根本上在于中國經濟的停滯、異化甚至崩潰，國家的分裂、解體，以及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垮塌。毫無疑問，這些情況必然是中國政府竭力避免和堅決防范的。因此，可以說，正是由于中國與西方這種利益的不可調和性，導致中國無論怎樣對外宣傳，都無法獲取國際社會對“和平崛起”的真正認同。

　　第二，由此可知，實現(xiàn)和平崛起不應是中國“單相思”式的一廂情愿，而必然是中國與國際體系特別是與美國等西方力量戰(zhàn)略互動的結果。概括來看，我們在對外宣傳中，堅持中國能夠實現(xiàn)和平崛起的理由在于：一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建設小康社會的戰(zhàn)略目標決定了中國需要穩(wěn)定的國際環(huán)境；二是中國面臨艱巨復雜的國內問題；三是中國擁有“和合”文化和防御性戰(zhàn)略傳統(tǒng)；四是由中國汲取大國興衰的歷史規(guī)律，不會重蹈“艦炮政策”覆轍；五是中國軍力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至少 20年，無力挑戰(zhàn)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。應該說，這些觀點言之鑿鑿，但是其關照的主要是己方的意愿和能力，忽略了國際體系接納中國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意愿等外部因素。無疑，一個繁榮昌盛的中國，一群富裕文明的人民，對國際社會最起碼也不能說是一件壞事。這也是不爭的事實。但關鍵是中國如何說服西方，從本身意愿和最終結果上真正能夠實現(xiàn)和平崛起。筆者認為，中國能否實現(xiàn)和平崛起不僅在于中國自身努力，還在于中國能夠實現(xiàn)與美國的良性互動以及能否充分利用合適的外部因素。從根本上說，預測中美之間互動結果是危險的和不可靠的，其正如摩根索曾指出的：“國際政治的復雜性使得簡單的解決方案和可靠的預言成為不可能。”但是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國綜合實力發(fā)展得越強大，美國自身遇到的國內外麻煩越多，中美之間越可能實現(xiàn)良性互動，中國越可能和平崛起。